第291章 两税制(2/2)
而要要看清两税制的好处,须先看清它要取代的那套旧制,到底坏在了哪里?
大唐立国以来的赋役正制,是租庸调。
其法以均田制为前提:丁男授田百亩,在此基础上,“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租是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纳绫绢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则是每丁每年服正役二十日,若不服役,每日折绢三尺,谓之“输庸代役”。
这套制度的关键在于四个字“以丁为本”,也就是说朝廷不问你家实际有多少田、多少产,只按照人头来收税。
在均田制还能维持、人人有田可授的年月,这种“只看人头、不看家底”的征法简便直接,也确实支撑了唐初的财政恢复。
可问题也恰恰出现在“只问丁身”这四个字上。
因为均田制一旦松动,这套税制的根基便跟着塌了。
高宗、武后以来,人口渐增而可授之田有限,土地兼并日甚一日,“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到了如今,情况变得更加严峻,虽说李重润一直在努力的控制着土地兼并,维持住那摇摇欲坠的均田制,但如今看来,改变还是不大。
两税制正是在这个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
首在蠲除一切杂税,使州县不得私立税目、层层加码,断了地方官吏借机盘剥百姓的由头。
其次,新法以田产资财定户等高下,富户输纳为重,贫户从轻,赋税由按人征发转为按财计税,使税负与百姓之财力相匹配。
更深一层的变革,在于财政的根本支出原则。
旧制奉行 “量入为出”,收多少方能动用多少,听似稳妥,可一旦开支日增、税源缩减,便只能另开征敛,杂税由此滋生。
两税之法则反其道,行 “量出以制入”:先核算一州一年公费与上供数额,再定赋税摊派于民。
这不仅是收支先后调换,而是朝廷将用度需求明盘核算,务求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李重润沉吟片刻,方才缓缓回道:“别的朕都没有意见。
只是商税还得再细化些,朝廷可将货物进行分等收税:粮食、麻布这类百姓日常所用,尽量少收;古玩字画、金银珠宝这些寻常百姓用不起的,便定为奢侈品,税可提到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此言一出,姚崇与韦巨源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同一个意思:陛下这“仇富”的毛病,又犯了。
可细想之下,此法于王朝百利而无一害,既能宽恤小民,又能抑豪强、补国用,二人便拱手应下,准备回去尽快修改。
李重润微微颔首道:“新税法便从七月初一开始实施吧。”
“诺,陛下。”二人齐声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