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始阶段，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能满足每一方的需求，这原本在情理当中，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机制过度扭曲的话，即便改革者所描绘的前景再美好，也无法赢得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 ）
平心而论，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不能不重要，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
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
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这些大大的“民变”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很明问题的。
再就现在饥民聚集长沙等市镇，民情汹汹一事来看，其中肯定有反清会党的煽惑鼓动，但陈强得出可能有人阴谋阻挠修路的结论，其实颇有些神经过敏。长沙的一些士绅借饥民会集而故意抬高粮价，积起民愤，针对的却是岑春蓂，在布政使庄庚良的暗中指使下，发起的实质是一场“拥庄倒岑”运动。
湖南巡抚岑春蓂的政治背景很深厚，其父亲岑毓英做过云贵总督，哥哥岑春煊做过两广总督，庄赓良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庄为人比较圆滑、稳重，岑春蓂比较霸道，刚愎自用，庄和湖南本地绅士关系比较好，岑和士绅关系则势同水火。
岑、庄二人的官场争斗便愈发加剧了长沙及周边地区的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一方面是士绅囤积积奇，一方面又官绅联手。强烈反对岑春蓂开仓平粜，阻挠地方政府救济灾民。
不管这次长沙粮荒、动乱在即是什么原因，但愈演愈烈的情形确实将影响到铁路的修筑。毕竟要建设，要发展。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自从陈强在湖湘两省的经营越来越大，有逐渐成为新的革命中心的趋势后，修筑粤汉铁路便具有了极重要的政治、军事作用。快修、快快修，北洋军南下有芦汉铁路，革命军由南向北也要有一条快速进兵的大动脉。新旧势力在这中国腹心之地展开决战。从而一定乾坤。
每想到此，陈强都觉得振奋，也感到时间的紧迫。为了这个宏大设想能够成功，他更要把有可能阻碍他修铁路的人或事一并扫除。
…………
修路杂活，一天两顿饭，有饭有汤，男性青壮每天五角工钱，女性青壮每天三角钱，老弱儿童一角；不愿领工钱者，可换以官价米粮……
陈强尚未到长沙。铁路公司的告示已经在铁路沿线的城镇张贴出来。与正规筑路的工程队，待遇自然是不能比的。但按照告示上的官价，一角钱就能换一杯米，熬粥喝就已经会不饿死。
而先于陈强抵达长沙的是三百余名铁路巡警，是巡警，装备却不亚于当时的新军，更胜过地方巡防营。有此精明强悍的武装坐镇，又接到了陈强的书信，岑春蓂腰杆硬挺，立刻宣布明日起开仓平粜。每人每天限粜一升米粮，若有大户敢私购囤积者，官府严惩不贷。
“误会，误会呀！”叶德辉打躬作揖。对着突然登门的铁路巡警长沙局坐办杨洪名连连解释，“民岂敢阻陈大人修路，岂敢哪！这个，这个，我等是对巡抚岑大人不满，绝无丝毫触犯陈大人之心。还望大人向陈大人明。一定要明白呀！”
杨洪名用怀疑的眼神审视着叶德辉，陈强已经发来电报，要他分别拜访长沙的四大豪绅，既是明，又是警告。只是看这叶德辉的熊样，似乎真的不是针对修路啊！
“对了，对了，民现在亦是宪政同志会一员，与陈大人在政治抱负上是一样的，一样的。”叶德辉额头冒汗，生怕陈强再施辣手，他的老师王先谦的下场令他胆寒，抄没家产、眷属流放，整个便是家破人亡了。
杨洪名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道：“陈大人了，若你们不阻修路，自不会亏待你们。你们囤积的米粮，陈大人愿意比照官仓平粜的价格，多加三成加以收购。”
三成吗？叶德辉暗自咧嘴，现在米价已经由承时时的每石二、三千上下，猛涨至每石四、五千，翻了一倍，而陈强只提高三成，虽然也是赚，但却是赚得少多了。
“陈大人还了。”杨洪名继续道：“若是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别是赚钱，就是你们的身家、性命恐怕也无保障。这一点，你们要想清楚。如果谁还为富不仁，不用陈大人惩治，也必有灾民抢掠打砸。到时候，后悔晚矣！”
这是要换招数儿了？叶德辉苦笑着连连点头，道：“请回禀陈大人，陈大人的章程，民完全照办，愿卖与陈大人三千石米粮。”
“五千石吧！”杨洪名似笑非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晃了晃，“你们的家底呀，这上面写得可是清清楚楚。你那几家米店、碓坊明日便开始平粜售米吧，售出数量造册报给陈大人，陈大人自会给你们补上那三成差价。”
“是，民全部照办，全部照办。”叶德辉点头哈腰地将杨洪名送了出去。
“老爷——”管家一直跟随，却不敢插话，现在得了空儿，疑虑地想张嘴询问。
“不要了，咱们斗不过姓陈的。”叶德辉沮丧地摇着头，“若是触怒了他，即便不给咱们扣上‘私通乱党’的罪名，在暗地里煽惑饥民抢掠破坏，再让巡警衙丁纵容无视，也能让咱们损失惨重。莫要忘了，这姓杨的以前便是会党中人，干这事很是拿手啊！”
“嘿！”叶德辉忿恨地一跺脚，骂道：“都怪孔宪教和杨巩。瞎喊什么停修铁路、办学堂……这下好了，把姓陈的那个煞神给惹着了。谁不知道姓陈的玩命儿似的修铁路，又心狠手辣，黑*白两道都趟得开。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先前那些人家破人亡，难道还不长记性，真是蠢货，蠢货……”
“那，那就半途而废了？”管家看似有些不甘心。
叶德辉摇头叹息。无奈地道：“这姓陈的既有总督大人支持，又与巡抚大人交好，还有湘省的立宪派，听朝廷还要给他升官晋爵。最重要的是他手下有兵有枪，与他正面冲突，实属不智啊！”
想了想，叶德辉终是又长叹一声，深知无法抗衡。而且，估计不仅是他，另外的豪绅恐怕也要低头屈取。不会触怒陈强。
………….
体制内的洋务能人，立宪派中坚；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核心领导。
对陈强的定位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迷惑，感到不解。但如果从陈强的角度来看，却并不是界限分明，或者是非此即彼，不可融合。
到底，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是相差不多的，都是要求爱新觉罗氏让出权力或者下台滚蛋，改革制度。强大国家。而立宪派虽然比较软弱，但在国内的势力却盘根错节，深达民间基层，即便革命。当军事行动转换为政治运动时，也缺不了立宪派的合作与支持。
再从强大国家这个目的来看，体制内的立宪派不仅有朝廷允许的话语权，还在发展工商上对国家建设大有贡献。
这个思路自然不同于同盟会偏激、狭隘的观点，什么 “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什么“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
铁路修成了，工厂建成了，人才培养了，钢铁产量上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了，这到底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等到推翻满清，这些实实在在的建设难道不是强国的资本？
况且，陈强看似在卖力地为朝廷，为地方官府兴办洋务，并且办一个成一个。但在其中，他又挖了清廷多少墙角，掏空了多少清廷的资产，把多少实业转成了为革命服务？
就是这样“吃里爬外”，可凭借汉阳铁厂的蒸蒸日上，及其它洋务的有声有色，为国家和朝廷在洋人面前争得了荣誉，陈强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慈禧还赏赐御笔折扇、墨宝和玉如意、蟒袍。没错，这样也行。
对于这些别人梦寐以求，值得世代相传的荣耀，陈强虽然不是顶礼膜拜，却也狐假虎威，拿着这些权威的象征，以无声的宣示，更加顺利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陈强又一次托辞婉拒了朝廷的召见。戴着新花翎头品顶戴，穿上蟒袍，以邮传部侍郎的衔职开始巡视粤汉铁路的工程情况。
由武汉出发，陈强沿着铁路南下，边走边看。虽然工程进度已经不算慢了，但他却依然不满意，指示筑路工程队进行昼夜施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筑路速度。同时，仿效在湖南“以工代赈”的办法，陈强把发动沿线百姓也作为了提速的办法之一。
运一方石料，砸一方碎石，平整夯实一米路基……这些简单的、不需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都进行了划分，制定了支付标准。陈强又充分发挥铁路公司这个“二政府”的角色，把告示张贴到沿线村镇，号召并鼓励百姓前来劳动赚钱。
显然，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新鲜而独创的，发动百姓，大干齐干，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才出现。
但相比之下，又有很大不同。比如抗战时期二十多万百姓抢修滇缅公路，那是政府命令、硬性征召，是以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九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而陈强靠的是金钱，根据的是百姓的普遍贫困。换句话，他就是在变相地雇佣劳工，把简单的工作从工程队手中拿出来，转包给工钱更少的普通劳力。
所以，看似修路的人多了，而实际上，修路的投入反倒降低了。分工。还是分工，陈强越来越熟悉这个办法。专业工程队领高薪，那就干专业的工作；普通劳工按量付酬，就干简单的活儿。
这当然不是陈强随便一看便能想出的办法。定下的章程。而是在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产业仿照德国管理办法时得到的感悟。人多，劳动力价格低，这或许是中国发展工商实业最有优势的因素了，理所当然地要发挥出来。
各种措施布置下去，要见到效果就不是陈强所能等下去见证的了。但在行至长沙北部的湘阴县时。陈强却终于见到了全民修路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
成千上万的饥民，嗯，已经算不上饥民，应该称之为灾民。青壮年、老人、妇女，甚至是孩子都加入了筑路的行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只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也是杂乱不一，为着同样一个目的——活命的粮米而劳作。
“大人，已经有数千饥民赶来修路，而且短时间内还会持续不断。”总监工马展才不无忧虑地向陈强做着汇报。“是干一天活儿便给粮给钱，可这人太多，早上领了条子，晚上来交，谁知道他干没干，干了多少，实在是不好监管。”
“多数人还是在尽力干活的，倒是不必如此苛求。”陈强停顿了一下，道：“公司的考虑是让饥民们缓一缓，有个恢复适应的过程。再过些日子。便把报酬提上去，改成按工作量给付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