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的黄辣丁肉质细嫩鲜美，三十年陈的茅台基本上也是有价无市，有这样的好菜好酒，加上赵杰和沈为这样好客兼有趣的地主在桌子上谈笑风生殷勤相劝，平哥这种老友举杯作陪，更兼徐文军和陈平这两个各自区域的一把手频频敬酒，郑清颜左杯右筷，很快就有些醺醺然了。
“徐处，陈书记，你们这个工程千万水不得啊，这是造福千家万户的事业，也是保障千家万户的事业。”郑清颜虽然是享受厅级待遇，同处级的徐文军科级的陈平说话却没有用居高临下的语气。一是毕竟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二来徐陈二人都是实打实的体制内实权人物，跟他这种编外人员根本是两回事。
历来各朝各代兴修水利的人都是千古留名。
以农立国的中国，历史以来就重视水利，重视水利，成为为政之要，而且前人治水之法早就采用因地制宜，不要说远古的大禹治水，就说历代之史书，对各朝各代的水利建设，大多有著录。
因为我国境内，河川众多，历代有所作为的统治者，无不将兴水利除水害作为已之政要而行之。
《史记？
河渠书》有说：水利甚悉，除害兴利，民受其赐。
就以黄河为例，历来为中国之患，而自“禹疏九河而患少息”
起，自此历朝历代又都有自己的的治河之策。
明代邱睿提出“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
，“兴水利，民备荒年”
的方法与思想。
清代思想家则提出“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
。
又提出：“高田用蓄，水田用泄，旱年用蓄，水年用泄”
的治水办法，甚至深层次揭示：养民莫大于水利之说。
兴修水利，是稳定国家社稷的基本条件之一。
治水在于兴农，如何治水，又将决定于农之如何兴？
书上有载：“农既得其时，种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贼之也。
水旱之灾，虽天所为，至于人力，亦有可及矣。
故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此乡遂之田制也”
，可见“地利之食于人溥哉。”
从上述可见，兴农在于治水，治水在于筑沟渠，筑沟渠在于抗旱防涝……如此系统整体之规模，可见先人对治水之重视。
而治河，历来又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虽然在各朝各代，兴修水利成了政要之明智之举，但是还有一些冥臣官僚，失职为患，“今之所谓治水者，徒而议论纷纭，咸无良策。
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
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徙应事故。
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曰。
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水患――水患本可防治，但凭无知、无识、无才的官僚治水，乃造成水患之原因！
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今日之水危机就历史以来，已是到了过之而不及的地步。
历史上水危机大多是自然所为之危机，所以人类通过对分布于地理之水系河网流通以疏浚、堵塞等方法加以治理，而水系的诸多自然功能还可以运行自若。
如今，人为的水污染造成水系自净功能的丧失；人为的水土流失造成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人为的水分亏缺造成水分平衡功能的丧失；人为的水文区域变化又造成水体循环功能的失调。
这就使地球上水陆分化日益加剧，水陆分化造成的危机对人类生存之威胁亦日益厉害。
有些酒意了的郑清颜话匣子打开后有些滔滔不绝起来。
构造和谐社会，在于保障人民生活。
而要保障人民生活，在于保证人们的吃、穿、住、行之基本的物质供给。
而粮、棉、菜肴，即人们的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都离不了水，因此，清代思想家曾明确指出：“养民莫大于水利”
，“水得其用，可以挽凶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
。
而纵观历代来治水之要，首先无不在于防患于未然的治水思想；其次是具有治水是稳定国家的基本条件的功利认识，并成为为政之要务；然后是认识水性，因地制宜，治水重在治河，及治水之各工功，物效等实践知识的产生，使之方法层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然后总结教训，特别是对治水之患中因于官僚的无知无识无才等使之失职责予以了充分的指责。
而我们历来于水利思想之重视，又无非源于我们的先哲对“水乃万物之本源”
，“水是生命的源泉”
，“人类与水利具有休戚相关的关系”
之认识而已。
从开天辟地起，人类从采集渔猎起，可以说，从没有脱离过对水产业的物质需求之利用。
直至今后，不论是间接的交换，还是直接的交换；人类的生存与水生植物，水生类蔬菜，特别是水产业的开发、养殖、加工将会更科学地发展。
因此，特别要尊重先哲所阐述的“农本在于水利”
的思想学说，继承历来各代重视兴修水利的经验教训，从而在更科学地发展建设水利事业中，保证我们的农业基础建设，保证人民的衣食之源，使之实现对兴业强国之本的巩固。
郑清颜不愧是肚子里满是锦绣的人，趁着酒兴基本上是引经据典，一气呵成。把桌子边上坐着的一众人等听的是不断的点头称是，受益菲浅。
说到这里，郑清颜对徐文军和陈平道：“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符合防患于未然这个中心的治水思想，很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