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这时期，河对岸香港正是电子产业最繁盛的时候，隔条深圳河的深圳，在划成经济特区之后，也开始逐步向香港学习，发展电子产业。
孙元峰不觉又跟姚祺年说了许多。
“同志，你去哪？”
姚祺年道：“也去深圳，见见世面。”
孙元峰递给他个“你来对了”的眼神，了然道：“是想弄点货带回去吧？”
姚祺年低头看看自己穿着，中山装外套军大衣，头上带了顶毡帽，他这副模样几乎和旁人无异，难道他骨子里都散发出了二道贩子的气息？
被看穿了，姚祺年也不瞒着，点头道是。
孙元峰道：“明天下火车了，跟着我走，我给你引个路。”
听他这么说，姚祺年忙感谢，把他平时舍不得抽的牡丹牌香烟都塞给了孙元峰。
火车在初八下午才到深圳，下火车出站，扑面而来的湿热，让姚祺年有些不习惯，身上的军大衣也穿不住了，姚祺年脱下在胳膊肘里挂着，一路跟紧孙元峰脚步。
河对岸高楼林立，灯火璀璨，这边低矮的吊脚楼，逼仄的街道，虽说已经是经济特区，眼下仍然贫穷落后，主城区破败老旧，直到进了工业园才好些，起码是宽敞明亮的大厂房，几乎一个工厂连一个工厂。
很快，孙元峰带姚祺年进了其中一家专门生产电子手表的工厂。
提起老牌手表，不难想到梅花、上海、北京等国产品牌，再不然就是瑞士大罗马、浪琴、欧米茄之类进口品牌。
价格昂贵，大多数只有在快结婚的时候，才会花七八十块钱买上一块梅花牌手表，跟自行车、缝纫机并称“三大转”。
相较老牌手表，新出的电子手表在深圳更为畅销，一来便宜，二来新出的玩意总是更招人眼。
必须一提的是，在此前好些偷渡客偷渡到香港，必带回的东西就有电子表。
姚祺年确实想弄一批回去卖，但初来乍到，姚祺年没门路，只能跟孙元峰打好关系，从他身上下手。
孙元峰自然也能看出他意图，主动开口道：“其实弄这玩意简单，我给你指条路，去找看仓库的，姓李，找到他也别拐弯抹角，直接跟他商量怎么买，是论斤称，还是论个卖。”
姚祺年满心感激：“谢了哥，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两喝一个！”
孙元峰摆摆手：“你先去问问，弄到了再说。”
两人分开走，孙元峰要去厂委办公室，姚祺年则是去了仓库，找到姓李的看管员。
“论斤称是二十块钱一斤，论个卖是两块五一个。”
时下的电子表外观瞧着粗重蠢笨，但摸在手里却不重，姚祺年拾起其中一个，搁心里掂量了番，然后道：“我要论斤称。”
二十块一斤，姚祺年称了二十斤，鼓鼓囊囊一大包，幸好姚祺年早有准备，行李箱除了装衣裳，还装了几条折叠好的蛇皮口袋。
统共四百块钱的手表，姚祺年估算了下数量，约莫有两百五六十个，出厂价两块五，姚祺年可不能只两块五就给卖了，起码要视情况抬高三到五倍的价。
深圳和临江省，一南一北，到底是处处有差异，白天姚祺年四处转悠，到晚上就在招待所住下，连着几天，几乎天天有收获，除了电子表，还有衣裳鞋，只要看到什么泾河县没有的，他都买一批，送去邮局打包裹往回邮寄。
当然，他也没忘答谢孙元峰。
孙元峰要回上海前，姚祺年做东，请他在国营饭店里吃了顿饭。